本會於106年12月23日，邀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錢建榮法官於本會會館講授「傳聞法則還活著嗎——兼談準備程序應如何處理證據能力」。當日同道參與踴躍，反應熱烈。錢法官學養豐富，除有長年辦理刑事案件經驗外，在釋憲聲請亦有不少經驗，而在審判實務亦有其獨特風格。
首先，錢法官簡單定義何謂「傳聞證據」，概念上為「審判外」所為之「陳述或所發生之敘述行動作」，而提出於法庭「用來證明該敘述事項的真實性」之證據。簡言之，在法庭上提出陳述人在審判外之陳述，以證明該陳述主張之事實為真實。
因此，傳聞證據具有「相對性」，會隨著要證明的待證事實不同，該段陳述可能是傳聞或非傳聞。而若定義上非屬傳聞，就不會是用傳聞法則來排除證據，即無須進一步認定是否符合傳聞法則之例外，而採得否為證據。而傳聞證據的法則，應該是針對「被告以外之人的供述證據」，錢法官強調，排除傳聞證據的法則與證據排除法則，二者有間，有時候大家會以為都是證據排除的法則，但是二者為不同的概念，並不能混為一談，概念上還是要特別澄清一下。
會中談到有關鑑定報告到底是否屬於傳聞例外，錢法官特別分享一則親身經歷的案例，並提出這樣的建議——盡量試著傳鑑定證人到庭作證，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與發現。錢法官舉例：被告進行精神鑑定，由於是送給機關鑑定，機關鑑定的結果顯示被告精神狀態如一般人，後來請鑑定機關進行鑑定的專家到庭作證，幾經波折後，這位鑑定人到庭作證的第一句話，就完全推翻了原本機關鑑定。提示鑑定報告後，這位鑑定人說：「這不是我鑑定的最終結果，這份應該是草稿。」，後來法院諭知請這位鑑定人透過機關提供確定的結果報告，也確實當初是寄錯份鑑定報告給法院。如果法院一直沒有傳喚這位鑑定人到庭作證，恐怕這件烏龍寄錯的鑑定報告，將可能成為被告為不利判決結果的重要依據，所以且不論鑑定報告到底是否為傳聞例外，如果能盡量讓鑑定人到庭作證，確實可能會更多的新發現。而且法官也可透過訊問鑑定人的過程中，學習到更多有關這方面的知識，對於審判實務也更有助益。
錢法官話鋒一轉，打趣的說，不能只准審、檢選任鑑定人，辯方如果沒有鑑定專業知識，如何對鑑定人為詰問？甚至辯駁。應該要讓專業對決：鑑定人V.S鑑定人，辯方也可以試著成立民間的專業鑑定機構，以後辯護人也可以運用這鑑定機構協助鑑定。
回到傳聞法則主題，錢法官認為當前實務有「六把刀」將傳聞法則砍到幾乎不存：第一刀，類推適用傳聞法則例外（尤其最常見類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、之3，最高法院101台上900號判決即屬明顯案例），不斷地擴大得採為證據的傳聞，令人不得不質疑其法理基礎難道僅是為「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」？而這樣的立論是否有道理？而傳聞的例外可以由司法權創設（類推）嗎？這樣有沒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？第二刀，混用嚴格證據法則，問題的癥結點在於檢察官適用命證人具結的規定或者是權力，導致當檢察官未完足具結程序時，而採用類推適用方式仍得採用傳聞證據。第三刀，無罪判決就可以用傳聞證據？如此變相使法官下無罪判決就可以不用在判決中交待證據能力。第四刀，釋字第582號解釋將被告的對質詰問權拉到憲法層次，高於法律層次的傳聞法則，使有行對質詰問者往往即得被採為證據。第五刀，補行詰問說架空傳聞法則，只要有法院給予補行詰問之機會，基本上就會被法院採為證據。第六刀，實務上準備程序只蒐集證據能力的意見，卻不調查也不決定證據能力之有無，即無法有效率的在準備程序時，作為預審法院將傳聞證據排除掉。以上六把刀，錢法官認為將現行的傳聞法則消磨殆盡，不免令人想問：「傳聞法則還活著」嗎？
錢法官提出諸多現行實務操作傳聞法則的想法與可供思考的問題點，還有其個人見解與建議，與會同道均獲益良多，滿載而歸。相信這場研討會相互激盪中，彼此勉勵與成長，一同提升司法之品質。（儒）